香港雜評 | 葉蔭聰:強國背後

 

【明報】香港在中港族群矛盾中,創造了「強國人」一詞,流行於通俗報章及互聯網。這詞既方便又簡單,朗朗上口之餘,令人覺得好像不需對深圳河以北的大陸作更多的思考與認識。這個詞除了有港人酸溜溜的反諷之意,還有極豐富的社會學含義,卻少人深究。

強國者,若以地域來分,當屬急速膨脹的「城市中國」,至於中國其他地區被甩在後頭。每晚在香港播放的《心繫家國》短片,也以上海、北京等的
巨型建設地標,展示國家強大的一面。至於人,則恐怕並不是「強國人」這一刻板印象所能承載,內有不少怎樣也不算強的弱勢群體。階級性質及利益相異的群體,他們如何活在房地產大開發的資本主義大潮中,吸引全世界對中國有興趣的人競相研究探討。這亦是今年中出版的《城市中國的邏輯》的主題,作者陳映芳教授及她的研究團隊,在上海做了超過十年以上的研究。

城市化速度驚人

根據今年出版的統計數字,中國城市人口已超過農村。無論因為流進城市的人口,還是城市行政區域的擴張,吃掉周邊城市,又或者是農村地區「村改居」的大工程,都使「城市中國」成為中國國力的空間表現。中國城市化的速度驚人,跟毛澤東時代城市化的停滯(維持在20%左右),令人感到不可思議。把城市化視為經濟「自然」結果,固然在理論上站不住腳,至於中國的城市化,更絕非自然。

被吞拆的農村

因此,陳映芳提出要研究城市中國的邏輯,從城市社會學角度看是合情合理的問題意識。陳指出,城市中國的「強邏輯」(大概指的是主導的力量與
關係)。以國家政權為中心,無論是推動全國發展的中央政府,還是地方政府,它是「既當裁判員,又當運動員」的角色,既是城市變動及秩序的裁判者,又是推動及領導城市資本主義發展的先鋒,甚至它自己(無論是作為機構或當中的官員)也是既得利益者,甚至根本就是投資炒賣者。例如,不少區政府及國企直接在舊城重建房產開發中投資經營,並於其他開發商、動遷公司及建築公司等構成利益鏈。香港的地產霸權代表,回祖國投資也要跟國家資本合作,甚至要跟覑它們尾巴走。

球證落場踢波徒嘆奈何

本書的研究主要在一線城市上海,這地方最能說明一切。2001年左右,我到上海見識過這股國家力量。當時,香港瑞安地產在盧灣區政府的全力推動下,以「公共工程」、「舊城改造」等理由,把一大片的石庫門平民住宅(戰前曾是法租界)拆卸或改造,成為「新天地」,頓成上海新地標及高級消費區域;諷刺的是,中共的「一大會址」便在附近。而我也在朋友的指引下,走訪過被拆遷的居民,我坐了一個半小時公交,轉了多次車,方到達他們的市郊社區。在那裏我可以買到全城最便宜卻愈來愈稀有的「大前門」香煙(一種沒有濾嘴味道極「重」的貧民香煙),只售一塊錢一包,由此可以想像居民的消費力之低下。城市巨變,國家資本力量與平民的懸殊地位,以至整個動遷規模,都令我震驚。

不少人視城市中國為特例,這有一定道理,因為,很少城市的政府會像中國地方政府那樣,在土地及房地產開發中涉足得那麼深。但是,正如陳在第五章〈城市開發的正當性危機與合理性空間〉指出,80年代以來,由於社會的強力反彈,城市開發模式已不能如此粗暴。換言之,中國在同一時間,把不少西方國家的開發模式接過來,發揮至極致。城市秩序竟然能不出大亂子,實在是一種奇蹟。

作者嘗試從多角度去解釋這個奇特現象。例如,過去的毛澤東式中國社會主義制度(或曰「全權國家」),例如國有土地制度,地方政府對城市土地發展的壟斷權力,以及消滅民間自主反抗活動空間,恰巧成為90年代以來地方政府榨取壟斷地租的政治經濟基礎。威權政府因此可把收入偏低的居民大型搬遷到市郊,實現級別地租,獲取龐大利潤。對居民採取「計磚頭」式的賠償,加上政府及拆遷公司的違法操作,用低廉的交換價值,換取了居民在城中心社區的使用價值,實現土地的潛在增值。

一視同仁的不公不義

中國城市早已成不公不義之地,地方政府及官員也陷入正當性危機之中,開發主義(developmentalism)的大計已日漸缺少認受性,否則也不會出現《蝸居》這一類電視劇。但是,城市中的棚戶、貧民、民工,甚至中產階級,仍然難以抵抗強大的國家力量,他們各自帶覑不同程度及形式的宿命論,浮沉在城市巨變的狂潮之中。曾一度期望資本主義帶來公民社會甚至民主的人,對城市中國過去二十年的歷史只會感到失望,這樣的期望畢竟只是虛幻。

陳映芳對城市中國的壓迫性一面分析得頗為詳盡,也對不同弱勢群體的狀態研究得相當入微,尤其是棚戶、農民工、下崗工人及返城知青,他們在城
市動遷中與國家及資本的關係。不過,值得追問的是,城市中國的意識形態如何構成。受拆遷及房地產開發所害的居民,其反抗固然零碎與片段化,困在賠償安置的資源分配爭議之中,一籌莫展。但是,正如作者在書中也提出疑問,爭取城市公義的呼聲,何以無法串連起一個更廣泛的城市運動?

四散的群眾力量

作者似乎寄望於一個遍及近年華人城市的保衛家園運動,香港讀者不會感到陌生。不過,相對污染性工業激起幾年前的廈門PX事件,以及今年十月寧波市同樣的大規模反抗,城市居民家園被毀,以至帶來的空間及階級不平等,卻少有帶來全城抗議。這種對比,的確不是中共的威權主義足以解釋的。

與虎謀皮的癡心妄想

我自己曾在廣州研究一些年輕白領階層,他們對城市拆遷、房價高企、貧民無立錐之地等等,不是沒有認識,不是沒有批判,卻蘊藏覑一種無動於中
的麻木感覺。而更有趣的是,他們又反過來對城市中國作為一個持續增長的機器,卻有強烈認同感。他們未必認同政府的「宜居城市」等鬼話,不過卻想像自身能跟從資本向上流動。因此,我想,城市中國的邏輯,恐怕不單在城市改造過程中,它也在更廣泛而日益膨脹的城市人口中,產生一種有點宿命主義,亦有點癡心妄想的社會服從關係。我相信,隨覑過去社會主義遺產合法性已破敗不堪(誰還相信政府為了人民而拆你家房子?),新出現的城市主導意識形態與日常實踐變得愈來愈重要,而我們還未能好好地分析,作理論解釋。

強國之「強」的邏輯,不止於官方的大言不慚,還在城市居民充滿矛盾與弔詭的生活處境與想像之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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